白鱘滅絕的背后:他追了鱘魚30年 為了救魚和領導打了關系 說白鱘已經被拋棄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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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偉偉一直在追鱘魚。
在他大學畢業進入長江水產研究所后，這場與時間的賽跑就開始了。他嘗試過人工養殖，到處籌錢，說服領導接受他的保護方案，但似乎總是落后一步。
他數次下河尋找失蹤已久的白鱘，最終得出白鱘在2010年前滅絕的結論。這意味著他過去十年的努力都白費了。
除了趕上時代，魚類學家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社會的發展。當自然保護區遇上水電站，當養殖基地并入開發區，當保護計劃因為資金不足無法實施，他們不得不開始思考水生生物保護處于什么位置。
如今，人們自然為白鱘滅絕的消息感到惋惜。然而，回顧歷史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那些稀有的水生生物并不總是理所當然地受到保護，與它們打交道的研究人員和管理者從一開始就不知道如何保護它們。
人們的認知與時代背景融為一體。在那個物資匱乏，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，談保護而不談利用，是一件“可笑的事情”。
魏巍團隊采集的白鱘骨骼
2003年的一個晚上，在宜昌河邊，漁民和漁政站站長正在和一條3米長的白鱘聊天。
“哪里吃這種魚最好？”
“我想吃那個鼻子。它一定很柔軟。是脆骨。”
央視記者鐘倩正在制作一部關于這條大魚的紀錄片。1.5億年歷史的瀕危物種時隔多年重現，領導給她發了這個大任務，“肯定能得獎”。
受試者是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危起偉。他的團隊成功治療了白鱘，并計劃將其放歸河流，追蹤到產卵場，并嘗試人工繁殖，以拯救白鱘的瀕危命運。春節期間，人們對白鱘的微笑和樂觀的期望充滿了鏡頭。危起偉在飯桌上開玩笑說：“三年后，涮白鱘火鍋”。
但追蹤白鱘的信號意外中斷。臨走前，鐘謙和韋啟維說：“你們先找找，找到了給我打電話。我會隨時回來完成這一集。”她沒有等那個電話。近二十年后，白鱘滅絕的消息傳來。
人們本能地回想起最后一條白鱘出現的場景，聚光燈再次對準了魏奇偉。他接受了幾乎所有媒體的采訪，一遍又一遍地回答“白鱘為什么會滅絕”這個問題。他要抓住每一個科普的機會，哪怕不喜歡某些媒體的“急功近利”，寫一些“短、快、淺”的東西。
除了一次。他在介紹葛洲壩對魚類的影響時，大概覺得這個話題比較敏感。記者說：“不談這個。”衛薇薇生氣地打斷道，“我說，你寫不寫我管不著。我不說就做不到。”
在大多數采訪中，危起偉都會主動提及這段歷史。在他看來，葛洲壩截流是很多魚命運的轉折點，也是自己工作的起點。許多問題必須在那個時間和空間里回答。
20世紀70年代，葛洲壩工程開始建設。一旦大壩關閉，洄游魚類向上游產卵的路徑將被中斷，繁殖將受到很大影響。秉承“三救：救魚、救船、救木”的指示，1972年，農林部下達“長江鱘魚類專項調查”任務，由長江水產研究所負責聯絡工作，多家單位展開洄游魚類調查。
水利專家黃、魚類生物學家曹文軒等人總結了《葛洲壩工程救魚問題的爭論及啟示》年的救魚示范過程。“1981年2月，國家農委召開了第一次論證會。除了同意“拯救魚類”之外，在拯救魚類的對象和措施方面存在嚴重分歧。1982年2月，召開第二次論證會，一致意見是只救助中華鱘。解救方法有人工繁殖放生、過壩網捕、不捕等。”白鱘作為白堊紀幸存下來的古老魚類，并沒有被列為魚類救助對象。
當時，危起偉還在原江西大學學習生物。1984年分配到長江水產研究所工作時，中華鱘“救魚”行動已經全面鋪開。他負責中華鱘的野外監測，發現研究所近四分之一的精力都投入到相關課題上。水利部還批準在宜昌建立中華鱘研究所。
為什么只救中華鱘？魏巍推測，當時他可能是出于“實用主義”的考慮，才做出這樣的選擇。中華鱘是經濟魚類，肉質好，魚子醬多。它的數量比白鱘和揚子江鱘多，保護起來更有操作性。雖然從目前來看，“肯定是先救哪種魚”。
黃認為的這種推測并不準確。他曾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。基于對葛洲壩工程歷史資料的分析，當時的一些專家做出了過于樂觀的估計，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推測白鯨鱘魚可以在葛洲壩下產卵。這個錯誤的判斷直接影響了救魚政策。
不管決策過程如何，魚類重要性的排名一直是長江水產研究所的工作。鱘魚組的研究對象有中華鱘、白鱘、揚子鱘等，但幾乎所有的課題都集中在中華鱘上，每年都有數百條中華鱘被捕捉到研究所進行人工繁殖。
白鱘等其他珍稀魚類的研究和保護是“被動”的。任務由國家以課題的形式分配。沒有課題就意味著缺乏資金，投入的多少取決于個人。誤捕白鱘的電話來了，“不去也沒事”。當時研究所里只有一部電話，漁民的消息被重復了好幾遍。兩三天過去了，韋啟維坐車來到河邊，只留下了尸體。
下葬尸體前，危起偉會把白鱘鰓蓋后面的勺狀骨去掉。帶回的骨頭碎片用來鑒定年齡。在水中煮沸時，它們會呈現扇形年輪，其中一個年輪有一歲。這些白鱘都是幼魚，幼魚很少見到。
根據危起偉課題組的數據，1975年以前，長江全斷面白鱘年漁獲量估計為25噸。1981年葛洲壩截流后，大壩下游白鱘數量銳減。從1981年到1987年，每年只發現10到32只成蟲。
若干年后，長江水產研究所從荊州遷到武漢，危起偉帶不走他一手創辦的中華鱘養殖基地，卻不費吹灰之力拿走了與中華鱘有關的一切：——一個標本，幾卷數據，十幾塊鱘魚骨。
我國對史氏鱘的研究停留在初級水平，相關的學術論文只有幾十篇。在1988年出版的《長江鱘魚類生物學及人工繁殖研究》中，關于白鱘的資料只有17頁，簡要概括了結構和生態習性。學者在介紹白鱘時，有時會使用“可能”、“估計”等推測性詞語。
看著白鱘的命運，危起偉認為，如果當時的“救魚”對象包括白鱘，并積極組織捕撈，問題是可以解決的。模仿“拯救”中華鱘的方法，把它拴在河邊，修個大池塘，或者放養在水庫里，都有可能成功。“條件都是人創造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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